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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城市 地道风物·苏州

  在长三角的一群朋友中,不少人都有同样的习惯:有事没事,去一趟苏州。春天到了,是去逛园子的好时候,在艺圃的乳鱼亭里发出今春的第一条朋友圈,抱怨两句“个人私藏”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初夏,又总有一群人跑去姑苏城里寻找地道的三虾面,苏州面固然无时不有,可三虾这般的奢侈浇头总是时日无多。再或者苏州博物馆开了新展,总要例行去和文徵明、唐伯虎们叙旧;再或者昆曲有了新场地,泡上一杯碧螺春,来会一会久违的票友。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楚国人伍子胥在诸樊所筑城邑的基础上扩建大城——苏州人普遍认为这是今日苏州城的直接源起。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诗意的江南进化成为现代化长三角,苏州仍然在伍子胥相中的上代言着东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她曾经引领过的流行潮流,竟也未曾过时。

  去苏州,总归是引人羡慕的。在现代的中国,很难再找到一座苏州这样的城市,当你徜徉在水道纵横的老城内,还能触摸到如此多古典的园林、家宅、街巷。平遥、丽江固然真实完整,但它们却更像中国历史的番外篇,都未曾能代言主流文化的审美趣味。只有苏州是如此正中地端坐在东方世界瞩目的焦点之上,哪怕只是最简单的白描,也能勾勒出世中的共同向往。

  如果不是有心去寻找《平江图》,一般游人很容易匆匆逛完南门附近的苏州文庙。苏州是中国古代科举史上最盛、成绩最优的城市,范仲淹在这里首创苏州府学,“庙学合一”的办学方式使苏州开全国文庙之先,更此后的鼎盛文风。历史上,54位状元、约4000位进士组成了苏州文人群体的尖,为苏州镀上了一层浓郁的文人士大夫底色。

  但让今日苏州文庙脱颖而出的不是曾经兴盛的科考传统,而是珍藏其中的四块宋代碑刻。其中最著名的《平江图》是中国地图史上的重要作品,也是每一个研究城市规划的学者无法绕开的“里程碑”。

  平江是苏州的旧名。南宋绍定二年(1229),时任平江知府李寿朋将当时流传的《平江图》刻于石碑上,这块高2.79米、宽1.38米的石碑地记录下苏州古城在南宋时期的风貌,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水道与街巷并行,形成了“水陆双棋盘”的基本格局。

  地处太湖之畔的苏州,从伍子胥筑城起,即把理水作为城市发展的头命题。郦道元在《水经注》记载吴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水”并非意味着我们今日所见的膏腴沃土,在完成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之前,苏州是一片“润湿,又有江海之害”的荒蛮之地。

  “平江”之谓,“水势至此渐平,故曰平江”。苏州是太湖流域水流平缓密集之处,吴人经上千年的苦心营造将苏州从阖闾的大城发展成为耸峙华夏东南的雄州,其关键的奥义即在于的治水实践。

  早在伍子胥筑城之初,苏州的城市规划就深受周王朝营国制度的影响,以井田制方格网来规划城市内部的道系统。在水系纵横的太湖平原,吴人创造性地发挥了此地河网密集的优势,以天然水系来规划道,水网与网平行交错,形成了最原始的“水陆双棋盘”。这一格局经由此后一千余年的营建和,至《平江图》刻成的南宋年间终于成形。

  营造苏州城市水网的关键人物是另一位楚国人黄歇。公元前248年,黄歇被分封于此。在苏州本土的传说中,人们普遍相信他参与修筑了苏州城墙与城内水网。直到今天,苏州百姓们仍将这位战国时期的“四君子”之一在城隍庙内,把他视作守护苏州的地方神祇。

  春秋时期的苏州城市水系此后被历代继承,至南宋时,《平江图》中所载明的河道长达82.2千米,桥梁多达314座,苏州建成了中国最密集的城市河网。水与陆高下有别、快慢分离,成为一套颇为行之有效的交通系统。而在更深刻的人文层面,经由对自然的漫长以及安史之乱、建炎南渡等重大历史事件,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苏州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明珠——时而洪水泛滥的河道已被为极富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民谚风行两宋时期的中国,苏州成为理想人居的范本。

  《平江图》的珍贵意义不只在于苏州的历史面貌。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它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苏州古城的基本格局,“水陆双棋盘”的特征仍然清晰。

  地处古城西南的盘门正是苏州这一惊人“稳定性”的。早在吴王阖闾营建都城时,盘门就是最古老的8座陆上城门之一。在南宋的《平江图》上,“盘门”清晰地标注在今日盘门的所在——这座水陆两用的城门与苏州古城同龄,2500余年未曾更名,可见苏州以城墙与水系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多么稳定的城市框架。春秋时期伍子胥、黄歇们的前瞻眼光直到今天仍不过时,苏州城的选址和规划仍体现着极大的优越性。

  在《平江图》绘制而成的年代,距离盘门不远处的瑞光塔已经屹立了两百多年。向东而去,规模庞大的苏州文庙六倍于今日规模,《平江图》就保存在这里。文庙以东不远处标记了当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的私宅,这处名为“韩园”的园林就建立在北宋的沧浪亭址上,并在此后的岁月里,重新恢复了昔日名称,迎来了文徵明和归有光。报恩寺塔、罗汉院双塔也已经勾勒出宋代苏州的天际线,这些《平江图》上巨细靡遗表现出的地理要素,传承至今、宋风未改。

  城墙、塔寺、文庙、园林,这些都是苏州成名已久的建筑。保存如此之多的宋代遗存固然不易,但《平江图》与现实世界更惊人的一处对应尚不在这些名胜。

  我曾经穿行在狭窄的甲辰巷里去寻找一座不起眼的砖塔,这座仅仅高约7米的小型砖塔远无法与虎丘塔、瑞光塔这样的辉煌建筑相提并论,但也被《平江图》细心地收录其中。

  这座砖塔曾被私宅围入自家的庭院,如今改以一道铁栏与街巷相隔。苏州人往来穿梭其下,从不以此为意。当地的文保部门曾经将其断代为宋,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座砖塔很可能是晚唐或五代的遗物。因此,甲辰巷里也许就保留着苏州城内最古老的地面建筑物,与那些高大华丽的名胜古迹相比,这样一座似乎随时可以推倒的小小砖塔,在人稠地狭的苏州城内也能奇迹般屹立至今,也许更能说明这座城市对待历史的态度。

  尽管《平江图》着苏州无与伦比的稳定性,但成就这座城市“伟大”属性的,也包括那些在时代中发生剧变的部分。

  《平江图》本身就诞生于几大变革汇流的历史时期。苏州古城身处于几股强大的历史潮流之中,正经历着城市史中的关键时刻。重新了解《平江图》诞生的时空背景,很有助于我们了解苏州城市形态的演化与变迁。

  在《平江图》诞生前的一个世纪,苏州刚刚经历了一场的兵燹。宋高为了女真人的追击而仓皇南渡,金军大举南下,于建炎四年(1130)劫掠临安。金兵北归时战利品沉重,只能沿水途经平江。大举军队从盘门进入城内,烧杀,“烟焰见百余里,火五日乃灭”,苏州遭受到历史上最沉重的一次挫折。乡人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载:“吴中坊市悉夷为平地。”经此一役,苏州满目萧条,人口损失过半,一代名城成为焦土。

  然而,在兵戎之后的一百年间,苏州展现出强大坚韧的生命力完成了重建,渐渐恢复了战乱前的元气。恢复后的苏州之盛,甚至超过了唐代,并为此后明清两代重新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础。两宋之际苏州的重建,正好大时局下、经济中心南移的历史背景,苏州从一座地位普通的经济城市转变为行在临安的屏障,北方量迁入补足了战争损失的人口,城市的结构也由此发生了重要改变。

  除去战争这样的外力作用,城市内部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宋代的苏州正面临着中国城市史上的重要节点:兴盛于唐代的坊市制正在面临解体,以汴梁、临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各大城市,都在推倒高大的坊墙,的街市。《平江图》中记载了城内65座横跨大街的“坊表”之名,但坊墙、坊门皆已消失不见,正是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地名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但城市风貌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位于古城中南部的子城,曾被南宋皇室规划作为所在,尽管赵宋最终选择迁都临安,按极高规格营建的苏州子城仍了苏州历史上最为壮丽宏伟的建筑群的诞生,并顺理成章地承担了本地中心的角色。宋元之际,子城再度毁于兵火,昔日的“野心”却成为一种后世现实中的。在明初苏州知府想要恢复子城作为城市行政中心的过程中,理所当然被误认为有“反叛”的倾向。这处延续已近两千年的古城中心因此不得已被荒废。原先与之相连的乐桥曾是城市的商业中心,但这一中心也将遵循另一个逻辑而发生跃迁。

  明代以来,大运河的重新疏浚将苏州城市的商贸重心,由古城吸引到古城西面临近运河的阊门一带。坊市制在宋代的解体为阊门一带的城市发展打好了制度基础,坊墙、城墙都不再成为商业发展的因素。

  苏州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也迎来一次深刻的改变:宋代偏安东南,包括苏州在内的众多江南城市尽管获得了大发展,却仍只能作为依附临安的卫星城存在;元代漕运皆走海,苏州在运河沿线的地理优势无法体现——直到永乐迁都,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再度成为漕运的国家命脉,深嵌于江南腹地的苏州才终于重新成为江南的中心城市。

  京杭运河由城西北上,苏州的西部因此获得更强的活力。位于城西、正对运河的阊门曾经因为地处城市的边缘而无法发展,但在明清两代,“正对运河”却成为重要的发展契机。北宋王安石游历姑苏,阊门一带尚是“四顾茫无人”的郊野之地,但到了文徵明的笔下时,已经是“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商贸集市昼夜不分。至清初曹雪芹描写时,已经一跃成为“最是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从文学作品投影到现实世界,在阊门之外,沿水道往虎丘、枫桥及胥门的三个方向皆形成了重要的街市,阊门成为一个放射状的城市中心。

  由子城的可知,苏州历来偏重东南,但由于明清时期阊门一带的发展,已将整个城市中心转向了西北。子城的没落与阊门的崛起,正好成为一个符合历史潮流的隐喻:褪色,经济崛起——史学家傅衣凌在讨论明清城市时,便将苏州与杭州并称为“苏杭型城市”,而与昔日旧都“开封型城市”作对比:在开封,“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充满着、没落、、的一面”;而在苏杭,“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充满了“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

  回望宋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逐渐风行,将苏州与天堂相提并论的人们很难想象,这座城市真正的鼎盛时期要到明清两代才会到来。在《天堂:苏州的崛起(1127—1550)》一文中,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é)引用了这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谚语,“这句谚语标志着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发展的顶点”。

  明代阊门外的桃花坞里,就住着性格不羁、才情横溢的唐伯虎:“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直到今天,苏州仍然意味着中国式的诗意栖居地。她不是宫墙高耸式的野心抱负,修建南宋宫室的子城早已湮灭;亦不是田园牧式的隐遁逃离,郊游迎送的阊门也已经陷入——苏州是文人气息与商贸传统的奇妙混合体。她的哲学,是允许你享用生活最美好的便利,同时亦能拥有世界的充盈。

  苏州古城的幸运保全,为全体中国人坚守了一座“记忆之宫”。在观前街、阊门外,苏州的市肆如此喧嚣,足以名列“天下四聚”;但仅仅一街之隔的耦园、艺圃内,文人士大夫们只要短暂离开纷扰的街市,转身就能进入木石林泉构建的天堂。范仲淹、顾炎武们树立起东方世界最高洁宏阔的理想,后人当然可以进取,沉浮宦海。但如若不能或不愿,唐伯虎、金圣叹们也可退入书斋,亦有琴棋书画,足以抱守终身。

  苏州创造繁华,也享用繁华,是极入世的,也是极出世的,她可以稳定地保持春秋的城址,也可以在其上出一个天堂水城。如此多二元对立的属性,正是苏州极为丰富的市井生活创造出的包容气质。

  1877年,苏州人杨引传在一个不起眼的冷书摊上发现了同为苏州人的沈复所写作的《浮生六记》,可惜最后两记已经佚失。这本笔记记述了他与妻子陈芸虽然贫苦艰辛却仍不失美好浪漫的生活,后来受到俞平伯、林语堂等大家的喜爱与推崇,读者们阅而醉心其中,更以补足《红楼梦》的热情来寻找甚至伪造本书散佚的章节。

  沈复、陈芸是谁?杨引传当年“遍访城中者”,苏州偶尔也会失忆。但如果我们忘掉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所有的重要意象,只是回归到19世纪初期这对平民夫妇的日常生活中,苏州仍然引人向往。

  在写满了、荣耀、浮华的苏州城,最细微的动人之处是在寻常百姓的家中。陈芸病逝前,回忆此生“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归回到平淡生活中,焚香、叠石、画屏、游园,在朴素局促中也能找到典雅美好的生活理想。

  我们歆慕陈芸,歆慕苏州,是因为“布衣菜饭”本是人生无奈,却在这里“触手成趣”,成了中第一等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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